都是由同一个人伪造的

“都是由同一个人伪造的”
薛原

 
转眼也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但当时给我带来的阅读上的快乐或说震撼依然历历在目。其实之所以记忆清晰还因为不断的重温，或者说也成了这二十年来不断重读的一个内容，这就是《解读<溪岸图>》一书。其实也并不是每次从头到尾读一遍，而是只选择其中的几篇尤其是高居翰的那篇“对《溪岸图》的十四点质疑”，也就是质疑这幅名画的真假，矛头指向造假者张大千。读高居翰对《溪岸图》或者说对张大千的质疑犹如读探案小说，不过不得不承认，给我的阅读印象就是高居翰的逻辑推理至少让我相信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而且越读越觉得张大千造假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还是非常有可能的。之所以又从书架上取下此书，是因为这一年多来，一部大书始终摆在案头，断断续续或说时断时续的翻阅着，这就是《傅申论张大千》。而此书最吸引我的篇章，首选就是傅申详细证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古画《吴中三贤图》系出自张大千的伪造。

傅申说，1967年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巨然的时候，就对造假画的张大千有了浓厚兴趣。在他对巨然的研究中，就发现有两幅巨然的作品和一幅传为关仝的作品其实都是张大千伪造的。后来他研究石涛时，对作为临摹者和造假者的张大千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张大千的造假，傅申以《吴中三贤图》为例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1957年秋，《吴中三贤图》通过纽约东方画廊的日本艺术品商人送到佛利尔美术馆并最终入藏该馆。画卷中三位高士席地而坐，或坐兽皮或坐方毡上，三人各有题诗一首。由于三高士皆为吴人，所以命名为“吴中三贤图”。自左至右，依次为范蠡、张翰、陆龟蒙。卷后拖尾另纸上有张大千的好友溥心畬抄录“三贤”的诗及题跋，其中有对这幅画的评价“运笔超迈，傅色古艳，当是五代宋初人笔”等等。傅申对这幅《吴中三贤图》的画面做了细致解读后，又从画面风格、印章鉴别和技术分析等各方面综合推断证明了这幅画是出自张大千之手，例如从画上每个人物题诗的字体，就“不但与张大千所作的其他伪迹上的字体同出一手，而且可以证明是出于张大千之手”。

《吴中三贤图》局部1

《吴中三贤图》局部2

《吴中三贤图》局部3
 
傅申列出了博物馆和私人所藏的张大千伪造的古画作品包括有：传五代关仝《崖曲醉吟图》，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传唐代无名氏《维摩诘菩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传五代巨然《茂林叠嶂图》，大英博物馆藏；传五代巨然《阔浦遥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唐代韩幹《圉人呈马图》，法国赛奴奇博物馆藏；传唐代张萱《明皇纳凉图》，东京私人藏。“这六幅画上的题跋均以类似风格书写，接近宋以前的书风，结构有意趋向古朴，字体拙腴。这六幅画声称的创作年代分别是唐、五代和宋，那么它们的题跋也应该展现出不同的书法风格，不应该都是宋代以前的书风。相反，他们展现的却是单一的个人风格……”傅申强调说：逻辑推理的结论就是都是由同一个人伪造的，这个人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伪作-圉人呈马图

张大千伪作-明皇纳凉图
 
傅申承认张大千为人所知的书法风格与这些画上朴拙的书风不大一样，有说法是张大千可能训练他的第三位夫人杨婉君——一位技术娴熟的画家和书法家，来写这些题跋。但在傅申看来，更可能是张大千为自己造假而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尽管鉴定中国画的一些关键因素是画家和收藏家的印鉴和题跋，因为这些往往“讲述了一幅画的历史”，但是，这些也更会被造假。大部分宋代手卷上都会有同时代的名人和后代文人鉴赏家所写的题跋，但这幅《吴中三贤图》上却只有溥心畬一人的题跋。对于中国古画有时候缺乏题跋是因为被后人割去，溥心畬的题跋虽然是真的，但是却是写在一张被有意染色以显得古旧的新纸上。
 
傅申梳理了溥心畬和张大千的关系，他们在1920年代末期成为朋友，1930年初期，张大千住在颐和园昆明湖边的听鹂馆，溥心畬当时也住在颐和园的一个园子里，两人合作画了大量画有人物的山水画。他俩无论在北京，还是后来在海外，张大千习惯请溥心畬为他写题跋。也因此让溥心畬感到不快，特别是当张大千请他给他没有看过的古画写签条时。朱省斋在《画人画事》一书里说，有一次住在台北的溥心畬收到张大千从南美写给他的信，请他在随信寄来的一张长纸条上写“董源《层林叠嶂》，无上神品”，张大千还要求溥心畬在签条上签名、钤印。溥心畬说，谁知道这幅画是真是假？牢骚归牢骚，他还是不好意思不写。在傅申看来，《吴中三贤图》上的题跋，也应该是张大千强邀溥心畬写题跋的一个例证。
 
傅申判断这幅画为张大千造假不仅仅只是看画卷表面，还从材料和实验技术分析上给出了科学的证据：《吴中三贤图》是绢本，虽然看上去颜色沉暗，但与一般古画用绢的色感不同，表面灰而没有光泽，绢质亦较粗。如果在暗室以紫外线灯光照射，显示画卷上使用了一种赭色颜料，这也可以证明绢色不是自然陈旧，而是染旧的。另外，画上的残破也与一般因自然古旧而脆裂的情形不同，是人为加工做成。如果与张大千所作的其他伪画对比，不难看出伪造的技法相同。对傅申来说，最确定的证据是：佛利尔美术馆的保护与技术分析实验室在1962年曾应当时担任中国美术部主任的张居翰的要求，对《吴中三贤图》所用的颜料进行过分析化验，最终得出了此画中的各种颜料，如蓝、绿、红各色可能是古代的，唯独白色颜料不是传统中国画中习用的蛤粉或铅粉，而是用一种现代的钛粉——这种白色颜料一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开始进入商业化市场。《吴中三贤图》一画所用的颜料里，居然有了这种近代才出现的白色颜料，其绘画的年代也就是说，不可能早于20世纪初期。

张大千：《松下沉醉图》-1949年

傅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张大千伪作《吴中三贤图》的完成时间大约在1948年或稍后，极有可能是作于1950年代初期。“因为张大千借居印度大吉岭期间，经济上最为拮据，却是他作画上最为勤快多产，又是目力、精力的巅峰时期，因此大千所绘多精细的工笔以及青绿绘画，然而由于当时海外华人的购买力薄弱，他自己的作品出售不多，而曾有意出让自己所收藏的古代书画精品。因此这段时期，张大千很可能伪造了一批古书画，经由画商，向世界各地美术馆推销。”

用《傅申论张大千》一书的编者田洪的话说，傅申证明了张大千诸多伪古画中，《吴中三贤图》是唯一一件能够在傅申“目验”之下，可充分举出古今画迹作论证说明的作品，并且又能以科技分析画中颜料成分以作辅证。不过，像这样的“唯一”例证，虽然只此一件也足以说明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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