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崴：《师恩涌泉——读张大千作<李瑞清曾熙肖像图>轴》

 
民国五年（1916）末，张大千远赴日本京都学习染织。次年（1917），于游学间隙从东瀛归国居上海的张大千，拜曾熙为师。八年（1919）张大千的幼弟张正玺（字君绶）随张大千从内江迁居上海，同拜曾熙、李瑞清二师门下，学习书法。

图1，1931年，曾熙（前排中）张大千（后排右一）等合影
民国四年（1915），曾熙（1861-1930）应好友李瑞清的邀请，居上海，以鬻字为业。彼时，李瑞清已在上海书坛有了一席之地，故常用自己的名声来烘托曾熙的书法成就。1916年6月11日，上海《申报》刊登《上海又来一书家》一文，介绍曾熙的书法：“先生书与清道人（李瑞清）相颉颃，清道人夙自负，于时贤书无所可否，独好先生书，以为有晋人风，其书名可想，为志数语，以告当时嗜书者。”虽然李瑞清先于曾熙来到上海，但是张大千在上海最早拜的老师却是曾熙，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称谓与这位老师更有着直接的关系。张大千谱名张正权。张母曾有贞在怀张大千时，曾梦见一长者将一只俯卧在大铜锣上的黑猿赠给她。临别还不忘叮嘱“要小心照顾黑猿，说猿有两忌，怕月亮，怕荤腥……”（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张大千回忆说：“家母惊醒后，记忆清晰，即对家父谈起。我们一家人都知道这个梦，不久就生了我，家人朋友都说我是黑猿转世。”（同前）在张大千与张君绶拜曾熙为师后，张大千的父亲张忠发在闲谈中将此逸事告诉曾先生。精通训诂之学的曾熙就将正权之名改为“张蝯”。此段往事，张大千记忆犹新，“曾师即为我题名为蝯，爰为古写的猿，汉朝时再变为‘蝯’，加虫旁是因人猿也属裸虫类，演变下来，虫旁变为反爪的猨，今写为猿，曾师并为我取号季爰，因为我虽然排行第八，但因四个哥哥早故，活着的我应该排第四，伯仲叔季，因号季爰。”（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张大千的双亲张忠发夫妇共养育了十男二女，共十二位子女。旧时兵荒马乱，医药匮乏，长子与第五、六、七子及第十二女过早夭折，以至于张大千都不记得他们的姓名，张大千的记忆中他有一位大姐名琼枝，大哥名张荥，二哥张泽，三哥张信，四哥张楫，九弟张端，十弟张玺。（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张正玺（字君绶）本与张大千同拜曾熙门下，天资聪慧，甚得曾师喜爱。但他却困于封建婚姻的桎梏，于1922年英年早逝。此事不仅令张大千哀痛万分，也让痛失爱徒的曾熙大为伤感。晚年的张大千依旧记得曾熙与张玺的师徒之情，他说：“曾老师规矩甚严，非得他的许可，弟子不得随侍傍观老师写字，但曾老师对郡绶甚为宠爱，特许他随时登堂入室，所以君绶之死，除了我们骨肉之外，曾老师最为哀伤。”（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张大千的绘画技艺可谓得之家传。他的母亲曾有贞善于绘画，尤其善画花卉。他的兄弟们也都精通绘事。但是对幼年张大千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大姐张璋枝。张大千回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学画，人家说我九岁业绘事，由于先母能画，兄弟们都会画，尤以家姊璋枝得益慈教甚多。”（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在书法绘画之外，张大千作诗的造诣则与民国五年（1916）他十七岁时,被土匪绑架一百天的传奇经历有关。因一手好字，张大千反客为主，从被绑架的人质一跃成了匪帮的师爷。期间，张大千也曾被迫参与劫掠，在一个大户人家“抢”了一本《诗学涵英》和几卷画。此书成了张大千探索诗学的启蒙读物。不久，张大千又在土匪窝里巧遇一位被抓来做人质，对诗词颇为精通的前清进士。张大千虚心请教，一来二去，就掌握了创作诗词的诀窍。张大千说：“中过科举的进士老爷当然作诗作得好咯，他听我胡诌的打油诗，只说我黄连树下弹琵琶……从此，我为他求情讨饶，他教我作诗，我才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当张大千从土匪窝中逃脱的时候，他的诗、书、画都已入门，且小有成绩了。来上海后，又得曾熙和李瑞清二位尊师的传授和影响，进步更为神速。以此见之，1923年他在赵半跛的“秋英会”上崭露头角，一鸣惊人，为上海艺林熟知，是水到渠成的事。民国六年（1917）张大千拜曾熙为师后，就时常登门侍奉左右，通过聆听老师与友人高谈艺事，观摩老师习字作画，领会传统笔墨的奥秘。虽然交给老师的课业常因学徒众多而不及品评，但是研习老师书写时的运笔方式和结字方法却是受益最深的。张大千说：“那时候，我们对老师恭敬极了，从来不问什么问题。拜老师后，经常去侍候老师，静听老师与朋友们谈书论画，就等于在授课，从来不敢插嘴接腔，每月把自己写的字送到老师家里，由于学生多，课业都堆在那里，老师也未见得有时间批阅。”（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曾熙教授给张大千的不单是作书的技法，而是不拘泥前人旧说，敢于直追六朝法书，宇宙在手，自由挥洒的豪迈气象。他写书论赠与大千曰：“古人作书并无定法，真是天机翔舞，太傅各表。右军所临，唐橅宋削，无可窥见。《季直表》最晚出，尚可与六代经卷参看。作书无法，无论执笔。古人张腕任其自然耳。量其字之大小为张腕之高下。安吴(包世臣)论执笔是大笑话。好为文章，自树旗帜，名士欺人，由来如斯。古人笔势，多论隶分。书谱所采，注重行草。泥焉则滞，不辩必歧。径历既久，庶几自得。季爰好书,偶及此。”

图2 近现代 曾熙 《赠张大千论书》横幅 纸本墨笔 私人收藏
对于张大千拜曾李二师的确切时间，以往认为是民国八年（1919）（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此说源自张大千的《记我的曾李二师》一文：“我拜曾、李二师门下之先，曾经留学日本。我十七岁（1916）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第二年（1917）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我先拜在曾老师门下学字。”（曾迎三《曾熙书札》）此文内容与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中“曾李二师”一章相似，可能是由谢氏的参访稿增添编辑而出。但是,曾熙在《张善孖画例》中明言：“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以曾熙1915年始居上海计，三岁即为1917年。”（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张大千拜曾熙为师后不久，曾老师就将他引见给了好友李瑞清（1867-1920）。曾熙在《季蝯书画例言》中言：“一日纨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与语，更异之，繇是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李瑞清非常欣赏张大千的才华，与张大千相识不久，就以仁弟相称。此年四月，他赠与张大千一幅楹联：“此亭为爽垲，厥词不浮华”上款：“季蝯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丁巳（1917）四月。清道人。”此时，张大千已更字季蝯，说明是在拜曾熙为师之后。

图3近现代 李瑞清《楷书五言联》纸本墨笔 私人收藏
1917年七月初九日，张大千以一枚六朝铜镜为李老师祝寿。五年后，他在这枚铜镜的拓片上题跋：“寿世之竟，秦汉为多，六朝物仅此一见。五年前，曾以之寿梅师，梅师没，不愿假作它人寿……壬戌（1922）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拓片，因识数语于此，大千居士爰。”（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目前尚无史料可以确定，张大千在曾熙将他引荐李瑞清学习书法之前就与李老师相识。所以，以上材料均可证明，张大千拜曾李二师在民国六年（1917）。故而在《记我的曾李二师》中所录的张大千拜师时间，可能是事隔久远，偶然失忆所致。

图4 近现代 张大千《题六朝铜镜》 纸本墨笔 私人收藏

图5  曾熙 王乃征 李瑞清合影
张大千在李瑞清处的学习方式与在曾老师那里一样，亦是老师习书作画，学生观摩侍奉左右。张大千每次拜谒李府，均能得到李瑞清家门官的情报。于此，张大千就常能在老师身边观摩创作，潜心学习。张大千回忆：“每次去了，门官总是先有一番情报，说大人正在书房写字，让我进去正好。有一次，‘清道人’临写礼器碑，我能适时在旁观摩见识。”（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
曾熙与李瑞清的书法受崇尚碑学的时代风气影响，包孕着浓郁的金石意味而各有面貌。曾熙更多师法《瘗鹤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南朝刻石，行笔厚重圆浑，体势宏阔。李瑞清则取法北碑，楷书得《张猛龙》和云峰山郑道昭石刻笔意，落墨坚实沉厚，行笔雄强迟涩，故时有“南曾北李”之称。张大千的行书受两位老师的影响最重，贯穿于他书法艺术道路的始终。
民国五年（1916）张大千去上海投奔二兄张善孖的初衷，就是希望留在上海学画。只因家人反对，不得已前往日本游学。六年（1617），于游学间隙回上海的张大千拜曾熙和李瑞清两先生为师。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用张大千的话说是绝非“影响”那么简单，而是“收益甚多”（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张大千的绘画艺术经历多次变法，然而他笔墨的根基确是在追随二位老师期间，刻苦临古时打下的。张大千在概括自己早年学习绘画的历程时说：“余幼饫内训，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穷源篆籀。临川（李瑞清）衡阳（曾熙）二师所传，石涛渐江诸贤之作，上窥董巨，旁猎倪黄，莫不心摹手追，思通冥合。”（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
民国十九年辛未（1931）六月，恩师曾熙去世一年之后，张大千参石涛笔意写林壑静穆，泉石幽曲之景。画中，两位老师相依而坐，沿石阶奔腾流淌的泉水似在诉说二位老师如涌泉般的恩泽。在山水花鸟道释之外，张大千的人物肖像画同样功力颇深，融贯中西。他以当时流行的西洋写真之法写五官轮廓，参以波臣派的着色技法，使曾、李二师的容貌与用传统笔法绘就的曲水盘石相得益彰，共相辉映。

图6 近现代 张大千 《李瑞清曾熙肖像图》轴
张大千题：“辛未六月既望，敬写于大风堂下。授业张蝯。”画心右上侧为朱祖谋所书题签：“李梅盦曾农髯两先生遗像。辛未秋八月。孝臧题。” 画心左侧有李健所书长篇画跋。李健是李瑞清之侄，与张大千同为曾、李门生。他在题跋末尾书：“丁亥‘1947’仲冬，苏盦于劫后捡获此幅。”
蒋国榜（1893-1970）,字苏盦，为李瑞清弟子。曾熙逝世后，他与张善孖、张大千、马骀等同门共同成立“曾李同门会”。蒋国榜将《李瑞清曾熙肖像图》轴安置在杭州花港观鱼内的蒋庄（现马一浮纪念馆），供门生、游客瞻仰，启迪后学。1931年3月《金刚钻报》刊《曾李同门春祭记略》一文记述“蒋苏庵君并愿于西湖庄内，辟室奉悬两先生遗像，俾春秋佳日，游湖士女得以瞻仰两先生遗范，与西泠印社之吴昌硕铜像，同为湖山生色。诸君子之笃念师门，久而不替，诚可以风世而敦俗也。”

来源｜原文刊载于《大观》月刊2023年第4期，本文略作删改，作者授权于“张大千研究”公众号发表。